中国当年的恶性通胀 2020-03-12 12:58 -->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199839991 关注 --> 张五常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 英语“ inflation ”一词译作通货膨胀是恰当的。
“通货”是指流通的货币量，膨胀是指此量增加。
这其中含意着的是，货币量增加会导致物价一般性地上升。
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币量理论（ quantity theoryof money ）的核心思想了。
在西方，这币量理论起于休谟（ David Hume ， 1711-1776 ），是不浅的学问，因为货币在市场使用时的转手速度对物价的变动也有决定性。
这转手速度（ velocity ）有没有稳定性这个问题，上世纪下半叶经济学界吵得热闹，而我的深交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 1912-2006 ）是其中的主角。
是的，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货币理论大师我差不多全都认识，其中 Karl Brunner （ 1916-1989 ）是我的老师， Allan Meltzer （ 1928-2017 ）是我的师兄。
个人的选择，我认为古往今来最杰出的币量理论大师是耶鲁大学的费雪（ Irving Fisher ， 1867-1947 ）。
此君比他同期也参与币量理论研究的凯恩斯（ John M. Keynes ， 1883-1946 ）高明多了。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之见。
写童年的往事，我要在这里用一期的篇幅写中国当年的恶性通胀（ hyper-inflation ），是因为自己当时身在其中。
只是当年我还年幼，对实情的掌握不够全面。
国民党时期的中国大陆，发生着些什么事是书所难尽的。
然而，凭自己回忆年幼时的所见所闻，用今天自己所知分析中国当年的恶性通胀，或多或少对今天的货币经济学有点贡献。
上世纪上半叶，国民党把货币的供应量搞得一团糟，是他们要跑到台湾去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今天回顾，我们不能说他们不懂币量理论。
我知道宋子文懂，可能比我懂得多。
我读过一篇他为祝贺费雪而写的文章，很清楚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是什么一回事。
但他没有我们今天那么多的关于世事局限转变的认识，所以我在这里分析的要比他当年所见来得较为全面。
我认为币量理论要跟整个经济的好些其他方面一起衡量。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经济的实力与货币的关系。
回头看国民党当年在神州大地，政府需要维持社会秩序或公安，加上有战乱的军费开支，他们的经费从何而来呢？
国贫，抽税微不足道；出售土地，地价低；引进外资吗？
没有谁会问津。
余下来的财政处理方法，是政府发行货币，作为一项间接性的税收。
我曾经指出，在一个正常运作的经济下，政府用货币政策搞起一点通胀，是有着抽间接税的效果。
然而，国民党当年是迫着要用这个选择，所以失败。
什么是通货膨胀呢？
我同意弗里德曼的观点，物价一般性地上升不一定是。
弗老之见，是如果大家一觉醒来，见到所有的物价上升了一倍，但不会导致市场预期物价再升，没有谁会采取预防的行为——这只是物价上升，不是通胀。
通胀是需要有一个市场的预期，市民认为一般物价会继续上升，促使他们采取防守策略或行动，从而影响市场的运作，导致经济有不良的发展。
另一方面，市场“预期”这回事，只有天晓得是什么。
这里的要点，是物价一般性地上升，小孩子也懂得判断，而假若这上升不断地继续，促使市民采取防守行动，经济学者就说这些行动是源于那无从观察的通胀预期。
恶性通胀英语称 hyper-inflation 。
通胀率高当然是一个需要的衡量准则，但不足够，还需要的是这通胀率历久不下。
好比一九九二年，在中国，通胀率逾二十厘。
这算是高通胀了，但还不到三年朱镕基总理把这通胀率调校为零，跟着出现通缩，所以我们不要把当时的通胀算进恶性通胀。
恶性通胀之所以为恶，像恶性癌症那样，是近于无药可救的。
奇怪，我今天的记忆，跟网上记载的有出入。
我记得国民党推出银圆券是先于金圆券，但网上的资料却是倒转过来。
我记得清楚的是当国民党一九四八年推出金圆券时，我在广州，为了好奇，在推出的早上，我以官价七港元兑换了一元金圆券，但到了傍晚，这二者的黑市汇率却倒转过来，一港元兑七元金圆券！
我也记得清楚，当时在广州，面值小的金圆券称“湿柴”，面值大的——百万到亿元面值的——称“干柴”。
基本上“湿柴”在市场没有人要。
我也记得当时的港钞，称“咸水”，当然是受宠之物；而金圆券或银圆券则称“淡水”，市场见而拒之。
明显地，这是把经济学中的神话——那有名的“格雷欣定律”——倒转过来，不是劣币把良币逐出市场，而是良币把劣币逐出市场。
说起来，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混账货币游戏不始于中日之战，也不始于国共之争，而是在我出生之前就开始胡作非为了。
一九九九年七月，在扬州，我花光身上带着的钱，从一个地摊小贩买下他全部的国民党时期的多种不同的钞票，还跟该小贩到他家中尽购他的所藏，共千多张。
回家后仔细研究，那个年代的中国真的是发神经。
大概地查看那千多张钞票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发表了《风雨时代的钞票》一文，今天在网上可以找到，同学们不要错过（见附录）。
在那风雨时代，中国在货币上的处理与恶性通胀带来的现象，是上选的经济论文题材，绝对是，但为什么同学们不去考查研究呢？
我见过有关该风雨时期中国货币的好些论著，认为这些作品的考查与研究不够深入，存世的机会不高吧。
货币的存在无疑是为了协助市场的交易与投资，可以大幅地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
一个简单的实例可以说明。
一九四五年，逃难回归之际，乘舟，中途在某地上岸一行，我见到一个街市，可以把一纸十元钞票，撕开两半而每半张作五元使用。
这可见没有钞票，一般的市场的交易费用是高不可攀的。
我也记得，一九八八年带着弗里德曼畅游中国时，对他说因为数码科技的发展，有朝一日货币量不知怎样算才对。
弗老瞪大眼睛望着我，以为我是在说笑。
然而，约十年前在北京跟蒙代尔把酒言欢，我又对他说在不久的将来，经济学者不会再知道怎样算货币量。
他立刻问：“你是什么时候想到的？
”我说是一九八八年，跟弗里德曼说过了。
原来蒙兄也是那样想。
最后我要回答一个同学们会很想知道的问题：国民党当年不断地尝试发行各种不同的钞票，是为了贪污吗？
历来我以为是，但今天认为不是！
今天我的看法，是每次发行一种新货币之初，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稳定经济，从而希望保着江山。
只是新货币推出后，因为没有几个人相信币值可保，守不住，所以官员们就索性在新的货币完蛋之前，尽量多发，从而大贪一手。
我这个观点是源于一个比较新的看法。
我今天认为，不管一种货币有没有钩着一个明确的锚，但某种锚一定要有才可以成为市场接受的货币。
以金或银为货币，本身就是锚，但如果只是写在钞票上说，市场相信则是，不信则不是。
国民党当年的钞票只是在钞票上说，信之者蠢也。
或明或暗地钩着外币也算是锚，有没有人相信则要看国家的经济形势矣。
我屡次建议的钩着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也是锚。
推来推去，推到尽头，没有明确的锚存在，一种货币的发行总要钩着发行该货币的国家的经济。
经济崩溃，没有实物或外币为锚，一个国家的货币不能守值。
经济可观，只要央行当局懂得调控货币量，币值可保。
这是因为经济本身就是锚。
我多次建议的用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人民币之锚，主要是为了要防守人民币推出国际时有可能受到的袭击。
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在天津南开大学以《以中国青年为本位的金融制度》为题讲话，也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一个经济本身有实力，基本上就是该国的货币的锚。
（《童年的回忆》之九） 附录：风雨时代的钞票 张五常， 1999 年 7 月 23 日 话说在扬州我花尽身上带着的钱，向地摊小贩购入了千多张旧钞票。
这些钞票最早是一九一〇，最迟是一九五三（共产当道矣）。
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不堪回首，可泣而不可歌也。
回家后我花了一整晚审阅这批旧钞，觉得有趣或不明所以的地方不少。
兹仅选八项以飨读者： （一）我找到四张一九三四年发行的壹圆钞票，被一个胶印掩盖着 “中国农工银行”，而在其下补加 “中央银行”，钞票两面的中、英二文皆如此盖上，四张一样。
泱泱大国，主要银行改名也懒得重印，其马虎溢于票上，可谓奇观。
（二）千多张旧钞中只有三张差不多是全新的，皆由 “美商北京花旗银行”发行，纸质一流，印刷精美。
五元及十元的是一九一〇年，一元那一张是一九一九年。
奇哉怪也的是，三张钞票都是在横中切断，切得整齐，然后用两张同值的钞票的上半部以胶水黏成一张。
这样，钞票上下如倒影，只是号码上下不同！
因为钞票极新，而上下以胶水相连又造得天衣无缝，显然不是出自今天小贩之手。
我想来想去，一个解释是发行者不想持钞者看到原来钞票的下半部，而钞票看来是在美国印制，所以一时间赶不及重印。
但为什么一九一〇与一九一九的皆如此？
（三）有十多张一九三〇年由广东省银行发行的钞票，印上 “银毫券”之名，且说明 “凭券兑换银毫”。
这摆明是以银为本位，以银作保障来增加信心。
问题是，一个大的银毫可以变小，而银的分量下降仍可叫作银毫。
所以银行若要出术，或与政府串谋欺骗，易如反掌也。
我看这些银毫券的第一个反应：是骗局！
真诚的银行发银本位券，怎会不说明纯银的重量？
（四）更大的骗局是那大名鼎鼎的 “关金”了。
当然由中央银行发行，我手上有的最早是一九三〇，最后是一九四八。
关金是以金为本位，一元说明是一个金单位，十元是十个金单位。
后来贬值，钞码越来越高，五万元就说明是五万个金单位。
没有说明的，是一个金单位究竟是多少金。
更过瘾的是，在整张中文的钞票中， “金单位”（ Gold Unit ）却用英语。
这个明显的骗局，在中国竟然大摇大摆地施行了起码十九年。
要是今天任老弟志刚出这一招，香港人不把他杀了才怪！
炎黄子孙毕竟是学精了。
（语曾、任二兄：为什么香港今天的钞票不印明七点八元兑一美元？
虽然要经发钞银行去兑换，但这是事实，而金管局没有意图行骗。
说明了可增加信心，但要改兑换率时则要发行另一种钞票，比较复杂了。
） （五）找到二、三十年代好几家私营钱庄——如 “陆宜和”、 “黄山馆德泰昶”之类——发行的钞票，显然是清代遗留下来的 “冇王管”的自由货币制，到了民国就与政府争食的。
海耶克生时极力提倡的自由发钞制度，在中国早已存在。
我想，在太平盛世，如清康熙至乾隆的百多年间，这种自由银行（钱庄）制应该有很理想的运作。
我又想，今天数以千计的中国年青经济学者，怎可以放过这个绝对是一级的研究题材？
我手头上有的十多张钱庄钞票，有些如合约，有些如凭单，有些则像政府发行的钞票一样。
一张钞票其实是一张合约——我在三十年前就说过了。
民国时期的钱庄钞票，有以一串铜钱为本位的，称为 “一吊”，也有以政府骗人的 “大洋”为本位的。
政府行骗，一些钱庄也就乐得同流合污，过瘾一下。
（六）找到两张有毛泽东肖像的钞票，都是五百元的。
东北银行的是一九四七，长城银行的是一九四八，二者皆印上中华民国的年号，此一奇也；钞票上没有说明任何保障，此二奇也。
想当年，老毛靠打游击得天下，所以自制的钞票也 “不拘小节”。
但当时市场信不信，通用不通用，则有待考究矣。
（七）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一九四八及一些一九四九的用上中华民国的年号，但一些一九四九的已改用公元年号，此后就淘汰了 “中华民国”。
奇怪，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间，人民银行发行的好些票额很大——五千到五万元——应该不是人民币。
但旧钞中有一张一九五二年的支票，说明是人民币四万五千元。
那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了。
（八）我对钞票上的 “公仔”肖像很有兴趣。
用人物肖像的目的，显然是要增加市场对钞票的信心。
一间名为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用的肖像，可能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都是中国古时的圣贤豪杰。
这家银行起错了名，意头大为不妙。
准备与储备不同。
银行要的是储备（ reserve ），非准备（ preparatory ）也。
银行有什么要 “准备”的？
准备执笠乎？
果然，我所有的多张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钞票，都是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
众多圣贤也救它不了！
一张一九二七年中南银行发行的钞票，竟然用慈禧太后的肖像，这银行若非与慈禧的后人有关，其思维有点问题。
你道在那风风雨雨的四十多年中，中国钞票上谁的肖像出现最多？
无与伦比的冠军，是孙中山。
孙某本领平平，但被称为 “国父”。
既为国父，就是死后也要付出一点代价。
凡是通胀急剧，钞票贬值如石沉大海的人物肖像，都是孙中山。
那搞笑的 “关金”，其肖像当然也是孙中山。
可以这样说吧：凡是大骗局钞票上有肖像的，皆国父也。
天可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