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玩意与思想传世 2013-12-24 08:12 -->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199839991 关注 --> （ 五常按：本文是《经济解释》卷四《制度的选择》第七章《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最后第二节。
） 记不起是谁说过：「一个思想，只要表达了，就不会完全消逝。
」经济学者可没有那么好的运情。
经济思想难传世的原因 是的，经济思想是奇怪地难以传世。
重要之外，一个足以传世的经济思想需要有两个其他要求：其一是要有创意，其二是要算得上是真理。
这些跟自然科学一样，但经济学要有创意远为困难，因为那是关于人类生活的事，某程度每个人都是经济学家，有他或她自己的见解。
伟大的斯密提出自私会给社会带来利益，中国的老子早就说了，只是斯密说得比老子远为震撼，呼应着当时欧洲的大时代转变，用上一本巨著处理。
现实地看，一个担瓜卖菜的人可以批评一个经济学教授的经济观，自然科学不会有这回事。
有创意的经济真理呢？
大的很难碰上，小的不值得动笔，不大不小的还有，让我这种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不断地追求，匆匆半个世纪，究竟有没有真的收获只能让自己不会见到的将来历史作判断了。
也难怪那么多的经济学者喜欢铤而走险，试图以数学创造一些新理论，或以文字炮制一些新术语，可惜经济思想史的记载说，这些法门能偶尔命中而传世的机会甚微。
经济学的真理就是那么多，不像自然科学那样从微生物到整个宇宙皆可耕耘。
以琐碎现象扩大 思想范围有好去处 科学上的探索，题材愈多愈广泛，可以发掘的创新真理愈多，思想足以传世的机会当然是增加了。
经济学涉及的只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比起自然科学的整体微不足道。
这方面我们要感谢贝克尔。
此君把马歇尔的经济学传统扩张到社会学那边去。
可惜贝兄动不动推出他惯用的功用函数（ utility function ），不容易摆脱套套逻辑，而偶尔拜读这些年他写的专栏或博客言论，显示着他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不多。
西方的经济学者对市场或其他制度的琐事一般知得不多，而琐碎现象往往重要。
当年我跟阿尔钦提到在激烈的竞争市场中往往出现讨价还价的行为，他不相信，但还是像小孩子那样左问右问。
当年我跟阿罗提到香港的玉器市场有在毛巾掩盖下买者与卖者互相数手指的现象，他认为过瘾精彩，也像小孩子那样左问右问。
这两位阿师显然不知道，这些微不足道的琐碎现象可以提供很大的启发。
我没有放过，后来从讨价还价的观察中推出价格分歧是源于资源闲置，否决了传统的需求弹性系数不同的解释。
至于玉石市场的巾下数手指，我终于推出重要的「玉石定律」：没有专家翡翠不值钱！
这定律使我后来对收藏品市场与讯息费用的掌握达到了前人没有到过的地方。
是的，扩大世事观察的范围会有扩大思想耕耘地带的效果，也即是把经济学远不及自然科学的题材选择范围放宽了。
这当然会让上文提到的有创意的真理增加了命中的概率。
重要而又有创意的真理永远难求，不重要的无谓争取，但如果二者之间能多有所获，加起来可说不得笑。
何况那些称得上是重要的创新真理可遇不可求，增加了题材选择的范围，在寻寻觅觅中一脚踏中重要的，机会不是零。
经济学大名鼎鼎的萨伊定律作者当年怎样想出来我没有考究，但我知道科斯一脚踏中他的定律主要是靠运情，尽管我认为其中有严重错失，该定律还是重要得要不传世也艰难矣。
中国有条件多产杰出经济学者 我为中国没有多产杰出的经济学者感到奇怪。
像我这辈经历过真实的世界，对琐碎而又有趣的现象的认识远超西方的行内朋友。
不堪回首的战乱与政局动荡可教，但西方也有。
然而，在中国，市场琐碎现象的变化比西方为多，工、商、农业等的运作资料比西方公开易找，风俗与文化的局限约束也比西方来得明确。
这些之外还要加上中国学子到西方求学的远比西方到中国的为多。
我曾经说，西方的朋友一般只认识一个世界，我认识两个。
这一切是大幅地扩张了观察的范围，无疑会增加命中有创意的真理的概率。
我对中国没有多产杰出的经济学者的解释还是那句老话：中国的教育制度失败。
我很不想再批评自己历来敬仰的深交巴泽尔的国家理论，但他的错失正好反映着上述的要点。
巴兄给「国家」的定义跟二战期间我在广西见到的小村落如出一辙，但历史可没有说这些小村落是国家。
美国的小市镇可没有中国昔日的小村落那种管治安排，于是误导了他。
岁月无情的证据 说到思想传世，经济学历史上没有谁比得上斯密。
他一七七六年发表的《国富论》，其中译本久不久还在中国的畅销书榜见到。
那是二百三十七年过去了！
这里我不是说斯密的名字传世，而是说他的作品传世。
作品传世是指今天还有读者，还被引用。
第二本长寿的经济学论著应该是马克思一八六七年出版的《资本论》，我一九六二年拜读。
马氏的大名今天当然还在，但《资本论》在中国开放改革后已成陈迹，寿命不到一百二十年。
第三本无疑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八九○年出版，作研究生时我反复重读，但也亲眼见到该巨著被遗弃，从还有读者及还被引用的角度衡量，我只能给该书的寿命八十年。
红极一时的凯恩斯的《通论》的寿命更短。
一九三六年出版，我读时是一九六一，一位朋友把该书高举是一九六八，七十年代中期后再没有人读，寿命约四十年。
二○○八年起自美国的金融风暴让《通论》昙花一现，但只是一现而已。
经济学文章的寿命明显地比书本的短暂。
科斯有两篇寿逾五十年的，今天还在。
阿尔钦有一篇寿逾五十，今天也还在。
奈特有一篇寿逾五十，今天不在了。
其他呢？
科斯不再算，书本不论，没有一篇获诺奖的经济学文章寿逾五十年。
是多么无情的故事──虽然好些还年轻健在，还有机会寿逾五十。
讨价还价，把文章传世减到三十年作为准则，可数的文章当然增加。
但我作研究生时读过的文章，寿达十多年算是名著。
三十多年前在美国任职时，同事之间知道文章发表后三几年还有读者不容易。
越战出现，触发了以数文章为加薪或升级的准则开始了。
今天的学报文章多了好几倍，一些朋友认为好些经济学术文章发表后一个读者也没有！
文章斗多不是很无聊吗？
在这不幸发展之前，岁月的蹂躏对经济学者的思想很无情。
不久前跟两位来自美国的朋友话旧，提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得享大名的经济学者朋友，皆说这些名家的作品再没有人提及了。
童年独自遐思长大后有收获 我自己从来没有发表过一件大红大紫的作品，但发表了的英语文章不容消逝。
巴泽尔为此啧啧称奇。
应酬的文章不论，自己感到有冲动要写下来的，传世三十年一般没有问题。
《佃农理论》（一九六七），《合约结构》（一九七○），《中国婚姻》（一九七二），《蜜蜂神话》（一九七三），《价管理论》（一九七四），《座位票价》（一九七六），《中国去向》（一九八二），《公司合约》（一九八三）──这八件作品都是三十年前或更早发表的，今天还活着。
我认为其中有三几件寿逾五十不需要有很大的彩数。
都没有什么震撼性，但有些自己以为殁了又再复苏。
经济思想要传世当然不易，但我认为远没有我们观察到的那么困难。
关键问题是作品是不是创作──是不是像一个艺术家那样纯为表达自己的观感而动笔。
不久前佛山一中百年校庆，那是我一九四五年进入、一九四八年被赶出校门的华英。
他们请我回校讲话，我不由得旧事重提了。
那天我向小同学们解释，当年在华英不能升级，被罚企破了纪录，可不是因为我多作有破坏性的行为，而是我不喜欢听老师讲课就跑到校园邻近的田野呆坐，想着些什么。
这独自遐思的习惯起于在广西逃难时在荒山野岭觅食之余，我喜欢在四顾无人的山头静坐到夕阳西下。
一九四八从佛山回到香港后也如是，喜欢独自跑到四顾无人的柴湾钓鱼去，坐在一块巨石上想着些什么。
根本没有鱼，但自由自在地想远胜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训话是当年我的取向。
神奇际遇源源不绝 一九五九年进入了洛杉矶加大读本科，超龄，拼命读得急，过了不久一些老师喜欢我提出的问题。
一九六一年进入了研究院，遇到的老师有几位后来扬名天下。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洛杉矶加大与芝加哥大学是这两家大学经济系的黄金时期。
我皆身在其中，怎会那么巧？
遇到的大师一律喜欢教我。
科斯在为我的《英语论文选》写的序言中提到，在芝大时我学习了八位大师的学问方法，但不是仿效，而是吸收了作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
有哪个学子可以那么幸运呢？
有谁可以挂个电话给弗里德曼，问：「米尔顿，可不可以给我三十分钟时间？
」 更为神奇是一九六九年转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算是出道了，几个月后那里的大教授们无端端地投票，一致要升我为大教授。
我可没有那样要求过。
远为重要是当时系主任诺斯与院长贝克曼分别给我同样的指示：「你的同事可能要多发表文章，但你不需要，写不写文章由你，我们不管。
你搞自己的思想吧。
」当时 publish or perish （发表或淘汰）之说开始盛行，但主任与院长皆说与我无干。
独行独断是创作之道 是在这样的宽松局限下我把写学术文章作为艺术创作处理，动笔只是我与作品之间，外人怎样看或有没有其他人写过类同的我一律不管。
文稿写好后会给同事看，也会加进跟前人有关的注脚。
我平生只有一篇文章自己写好后才发觉其中一个要点有前人说过──《张五常英语论文选》的第十二篇，有注脚解释是什么一回事。
以写文章作为创作游戏，我从来不为批评他人而动笔，从来不回应他人的批评，也从来不与他人合著。
创作是作者与作品之间的「恋爱」，与外人何干呢？
当年有三份学报对我的文稿凡投必登，其中一位编辑直言评审我的文稿是假扮的。
有两篇文稿因为篇幅约束，编辑要求我自选删除一些，而我交给科斯主编的学报的六篇长文，他只要求我删除一句批评一个法官的话，其他一字不改。
是在这样的创作气氛下我发表了上述的八件今天还死不掉的作品，还有其他的，说不定会再站起来。
一九八三年起我转用中文动笔，炎黄子孙说中文不是学术，我无话可说，但今天他们又说我在中文的学术贡献比英文的大三倍。
要简化理论的原因 同样重要是一九六九年的夏天我回到离别了七年的香港一行，跑厂考查，竟然发觉那里市场的琐碎现象我大部分不明白，没有解释。
对上一次回港时我只进入了研究院一年，拿得个什么硕士，但一九六九年我对价格理论的掌握已经知名行内，在芝大的研究院教过，不可能不是专家。
一时间自己对市场现象的无知使我意识到经济学的理论传统是出现了大问题。
明显地这传统有两大缺失。
其一是经济学者对真实世界知得太少。
我当时认为自己对真实世界的认识比美国的行内朋友知得多，因为有二战逃难的观察，也在香港西湾河长大，街头巷尾的现象见得多。
然而，一九六九年我意识到，对真正世界的认识我还是远为不足。
为此我实地考察的习惯就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
这些行为被批评为放弃学术，我也无话可说。
其二是我当时认为经济理论不管用不是因为不够深奥，而是因为太复杂。
简化经济理论我是从一九六九年开始的，而任何简化我一定是要以市场的现象观察的验证支持。
不是那么容易：简化后遇到反证的现象又要把修改了的理论再衡量，往往再变为复杂了。
这些时简时繁的理论取舍我搞了多年，到六十岁时肯定地意识到可取的经济理论要简化到几个简单的基础，但从这些基础推出来的变化却又是非常复杂，只是跟传统的复杂理论是有着很大的分离了。
想了多年大博一手 我刻意地等到六十五岁退休后才动笔写那三卷本的《经济解释》，希望能把多年的收获以巨著形式推出。
但当时还有其他工作，按期刊登在篇幅上有框框约束，使我想得不称意。
四年前开始大修──其实大部分是从头再写──刊物的编辑一切皆依我。
重要是我自己变得不重要了：无所事事，思想集中于是远胜当年。
也重要是我对世事的观察多了十年，对理论的简化与变化掌握得更清楚。
二○○○年动笔写三卷《经济解释》用了两年时间；二○○九年秋天开始的大修与重写用了四年多，三卷变为四卷，三十万字变为五十八万字。
朋友鼓掌斯密让赛 斯密写《国富论》用了十二年时间。
我写《经济解释》用了十三年多。
我的写作条件远胜斯密当年无疑问：昔日他无所事事，今天我也无所事事，但我家中有空调，打字有助手，电脑修改文稿易过吃饭，而要找寻什么资料，挂个电话给懂得按电脑的朋友就是了。
记不清楚前人的学问就挂个电话给才子张滔，写的有没有前人写过我让读经济学文章最多的萧满章监察，而他读不明白的我澄清，或再写。
是热闹非常的创作玩意了。
这些日子懂中、英二语而又按期跟进《经济解释》的朋友哗然，在旁鼓掌。
这些我感激。
他们说我超越了马歇尔，我回应说是从马氏的基础发展开来的学问，青出于蓝不知要怎样阐释才对。
我没有马前辈的理论天赋，但概念与现象的掌握应该胜于他。
其中有两位说我超越了斯密。
我回应说自己对斯密历来五体投地，今天还是跪着。
自己在想：《国富论》的奇迹不仅因为该作品伟大，而且斯密完工时只有五十三岁；经济是老人的学问，《经济解释》完工的今天我七十八，斯前辈让赛不容易让二十五年那么多吧。
困难是我有的只是小聪明，虽然思想可以来去纵横，变化飘渺，想象新奇，但斯密有的是大智慧。
后者是另一个层面！
是怎么样的一个层面呢？
不是人类自私有益社会那个层面，而是人类不自私会遭淘汰──整本《国富论》都有「自然淘汰」的味道，早于达尔文八十三年。
把斯密放在上头是应该的，但我认为经济学不可以没有我这种人──或者说，经济学没有我这种人会变得很沉闷。
科斯的希望机会不是零 这些年我为再写《经济解释》搏得筋疲力尽，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是科斯多次要求我把「好的经济学」在中国再搞起来。
非常夸张，是科斯的一厢情愿，他的助手王宁知得清楚。
本来是近于说笑，但自己没有其他工作，也知道自己的经济学是到了怎样的一个层面，大博一手于是决定了。
在几个博客按期推出，支持的同学愈来愈多。
要达到科斯的希望当然不易，但机会是明显地变得不是零。
我当然知道从海外回归的名牌博士不会教我的《经济解释》──跟他们学的格格不入是障碍。
然而，我的要求只是希望中国的同学在受教于海归之余也读我的《经济解释》。
只要有够多的同学读，我终于胜出会是早晚的事。
真理不一定值钱，但可以解释世事的真理，可以推断的学问，在今天的中国应该有很大的市场。
为了要处理《经济解释》我搁置了不少自己有兴趣的其他工作，而人老了，就是医学发达，体力与智力的退化不会违反大自然的规律。
我要转到其他老了的人还可以多做的事项去。
一时间我想到苏子的《定风波》，把其中「一蓑烟雨任平生」那句话作为本章的名目。
我也想到十一年前《经济解释》旧版提到的某武侠小说中的一副对联：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
多么痛快！
是站起来仰天大笑的时候了。
（《经济解释》全四卷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