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4.07)最后的冲刺 2005-04-07 19:37 -->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199839991 关注 --> 张五常:最后的冲刺 两星期前《东周刊》把区区在下登上封面,伴着一位女士,说是我的太太。

内文炒旧料,造新闻。

调查出错不会错那么多,更不会错得那样神奇,摆明是刻意发明的故事了。

知情的朋友无不啧啧称奇。

是诽谤吗?

几位律师朋友说毫无疑问。

是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东周》明知故犯呢?

几个月前一位资深办报的朋友打趣说,香港某些刊物,报道只有姓名真,其它句句假。

这次《东周》破了纪录,姓名也不真,把我的太太换了一个。

我的太太根本不在深圳。

她请一位女士替我清理杂物、文稿等。

这位女士也上了封面,打电话向我道歉。

我问:「道什么歉呀?

」响应道:「那天没有打扮,不好看。

」 乱造新闻的《东周》记者是个女人,三月二十一日与我太太通电话时说自己的名字是陈明慧。

四个小时后,一位姓陈的女记者给我的一位朋友电话,攞料,朋友问怎样知道他的电话,陈女记者说是我的太太提供的。

这是说谎。

早两个小时,与我有关的西岸国际大厦十一楼有一男一女「拜访」,鬼鬼祟祟的。

男的偷拍摄,被发现,二者向走火后楼梯飞奔。

跌他们不死,女的竟然再上十一楼,被质询,这女人说是张教授的学生,要找张教授。

这是招摇撞骗,律师说可能是刑事了。

如果上述三个女人是三位一体的陈明慧,那么真可怜,这个女人要朝朝仿效上帝创造天地,晚晚照着镜子练习说谎。

我想,这样的生涯怎可以活下去呢?

搵食真的是那样艰难吗?

难道这些行为就是香港特产的传媒文化了?

这件不幸的事引起好些朋友的关心,问及美国的税务官司发展如何。

这里可以说的是官司正在进行中。

一位香港律师朋友在网上找到该案:Steven N. S. Cheung, Inc. v. USA, C04-2050, Western District of Washington, Seattle Division。

又是有趣的问题:《东周》怎会完全不知道呢?

难道他们跑到西雅图去是为了旅游吗?

我没有跟进这官司:处理的说我帮不到忙,于是懒得管。

年多前还多知一点,其后我的感受是:关心的不想我的创 作受到干扰。

曾经问一位知道案情发展的,他说:「哈、哈、哈!

你的文章写得好,写你的好文章吧。

」可能是太太的安排,因为她知道在整理作品这重要事项上我还要作最后的冲刺。

六十九岁了,虽然觉得智力还没有退化,但太太和我心知肚明,近于顶峰的思维来日无多。

还有那么多的要做,她要让我心气和平地完成自己认为可以做到的。

一个月前飞深圳,单人匹马,为的是要在一个星期内处理三本书。

两本是加厚了的摄影集,处理电分与打稿的在深圳,其中一本名为《光的艺术》的,是自己在一门艺术上可以做到的尽头,出书总要出得好一点。

自己题书法题了一整天,十二个题目花了百多张宣纸。

第三本最头痛,还要多搞几个月。

那是我说过几次要整理的英语文章结集。

九十四岁的高斯同意为这本结集写引言。

他看完了几个月前我寄给他的所有文章,最近来信说:「毫无疑问,这本结集有极端的教导性,是巨大的成就。

」老人总是喜欢说些鼓励后辈的话,但高斯可能忘记了我也是个老人家。

如果高斯真的能在他答应了的七月交引言,该结集会在十月出版。

还考虑邀请诺斯写个后记,来一个老人大集会。

巴赛尔呢?

他曾经说我要他写什么都可以,但大半年前他病重,今天正在康复。

是那么多年的深交,我想把这本结集献给他,不便请他写什么。

想不到,因为少写英语文章而被行内的朋友骂了数十年,这本结集( 《佃农理论》 一书与石油合约研究之外的英语文章),单是内文长逾六百五十页,加上扉页、留空、分组、索引、引言、后记,以及自己的序言,恐怕厚达八百页了。

看官须知,今天的英语文章结集,一般是把学报发表的原文扫描,不需要重打或校对,方便得很。

但这样处理篇篇格式不同,大有百鸟归巢之态。

我的结集是自己送给自己的礼物,要欣赏一下自己,于是重新打字、校对,排版多番研究,脚注按页分配,索引似模似样——这些加起来是巨大的工程了。

曾经在《苹果日报》连载的书分三卷的 《经济解释》 ,识者说是我最重要的论着,要求翻成英文。

那是更巨大的工程了。

翻译比写原文难,就是有好助手,翻得好总要一两年的功夫,而且不是容易提得起劲去做的工作。

最费思量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析。

毫无幻想可以影响什么,只是认为有意思,应该做。

这里有一个外人不知道的困难。

中国还在改革,还是不断地演变。

在这情况下,不管你是何方神圣,你不可能只看中国的一个片段或一剎那而理解发生着什么事。

你要先花一两年时间跟着中国的演进走,直至感受到其演变的脉搏与你脑中的脉搏一起跳,才能体会神州大地发生着什么事。

八十年代初期我跟得紧,掌握着改革脉搏的旋律,写下了 《中国的前途》 与 《再论中国》 二书内的文章,今天重读还感到满意。

到了九十年代,有几年跟不紧,失去了脉搏的联系,分析中国经济的水平就明显地下降了。

三年多前我再次跟进,两年来又再掌握着脉搏的联系,写出来的又再有起色。

不是说没有错,而是思维与中国的演进有着和谐的旋律。

我还要不要继续跟下去呢?

还是协助翻译自己的书?

难于取舍。

一旦中断了跟进,要重温旧脉不容易,而人老了,再没有精力与时间。

二十多年来,中语文章写了近千篇,其代价大约是十篇可以传世的英语文章。

是否值得见仁见智。

高斯认为值得;诺斯不以为然。

如果时光倒流二十五年,让我选择,我不知道会选哪一边。

可以告慰的,是年多来为了摄影在国内到处跑,知道不少青年读过我的文章。

如果他们能因此学得一点思考的方法,我是没有什么值得遗憾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