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6.07)中国的前景——与贝加商榷 2005-06-07 19:04 -->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199839991 关注 --> 一位同学传来一篇中译文章,作者是老友贝加( Gary S. Becker ,一九九二经济学诺奖得主),英语题目是 Will China Become the Leading Nation of the 21st Century? Perhaps Not! 内文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赞赏有嘉,但顾题思义,「 Perhaps Not 」加个叹号,就不能说对中国的前景是很乐观了。

该鸿文的结句:「二三十年后你还活 的话,就可知我的怀疑会否被证实了。

」 是译文,可能不准,但读来还是感慨千万。

一九八一年我写成了 《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

》 的初稿,推断了中国会走今天的路,反对之声甚众,而最明确反对的有两位。

一位是贝加,另一位是舒尔兹( T. W. Schultz ,一九七九诺奖得主)。

后者的来信,直言经济学不可以作这样的推断。

但我是搞制度经济的,于今回顾,当年的思维走得远,钻得深,脱离了传统的层面。

一士谔谔,犹疑了几个月,还是决定把该文稿发表。

几年前读到巴赛尔( Yoram Barzel )的论文结集的引言,他说在一九六九年认识我时,我已经是产权及交易费用的行内第一把手了。

我认为巴赛尔的意思,是当时我开始脱离传统。

离群之马不一定走得对,不一定可取,只是思维有别,寂寞无人见。

贝加与我的经济基础训练大致相同,但发展起来很不一样。

他喜欢看数据,理论以功效函数入手,求均衡,而他的分析能力是行内手屈一指的了。

我喜欢在街头巷尾跑,把有趣的琐事夸张地尖锐化,论感受,而推理主要靠想象力。

这两种人对世界的看法不同不难明白。

如果大家用上同样的局限,结论不会有别,但大家对局限的看法有时很不一样。

从贝加的鸿文的题目说起吧。

Leading Nation 可译作首位国家,也可译为领导或主导国家。

Lead 什么呢?

肯定不是斗人多!

斗武器军备也不对—人家星球大战数十年,中国斗不过。

斗政治领导吗?

也不对:炎黄子孙的历史从来没有这种意识或瘾头—文化如斯,不容易新潮起来。

人均收入远逊美国 震撼指数多不胜数 贝加所说的 leading 应该是说经济。

中国会是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经济的 leading nation 吗?

是有趣的问题,答案要看你怎样算。

以国民总收入算,是否众人说的要数十年才可追上美国呢?

不对,如果开放金融与取缔国营垄断,实质国民总收入大约五年可追上美国,但追上也不值得勒碑志之:实质的人均收入还不到美国的四分之一,「 Leading Nation 」不敢说出口。

以美元算的国民总收入可以追上美国吗?

人民币兑美元的 汇率不变,十五年恐怕不够,但如果在国际压力下人民币走日圆当年的路,被逼大幅升值,十年追上也有余。

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以国民总收入论英雄,中国胜之不武。

然而,从民生最实惠的实质人均收入看,中国可能永远追不上美国。

人均的天然資產差那 遠,知識差那 多,要追上遙遙無期也。

从上述的几项经济准则衡量,二十一世纪不会以中国为首。

如果让我转换另一个经济衡量准则,二十一世纪看来是中国的了。

那是对世界经济的震撼性。

不容易量度,但古灵精怪的指数容易发明,无论你怎样炮制这个世界经济震撼指数,中国考个世界第一是意中事。

今天老外对中国经济的大吵大闹,看來不是为了什么国民收入,而是无意识地用上述的今天还沒有炮制出來的震撼指数。

想想吧。

日本在七十年代中期起,其制造品把整个西方的行家杀得叫救命。

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土地是日本的二十多倍(实用的看来少一点)。

人民的天赋与耐力中国不比日本差。

先天后天皆十倍,三十年前一个日本就以经济左右地球,看中国今天的发展,十个日本的机会显然存在,到时震撼如何不容易想象,而今天想象明天就预先震撼起来了。

不是空穴来风。

几年前中国的水泥要进口,今天是天下第一水泥出口国;十多年前国内电话不足,今天上海平均每人一点三个电话;今年落成的东海大桥跨海三十二点五公里,破了世界纪录,三年后邻近的杭州湾跨海大桥三十六公里,再破之;皮具产品,地球上百分之八十多产自中国;DVD机是百分之九十;一家鞋厂员工十二万;一家公司每天产出公仔面三千万包……姑勿论什么珠江钢琴了。

无他,人多搏命罢了。

北京的丰功伟绩,也无他,只是制造了一个让十三亿人拼搏产出的环境。

经济发展就是这样简单的事。

当年我读餐死考第一的经济发展学说,可以作废。

这几年衡量中国的经济前景,我老是把日本仔的经验作比较。

先天与后天的条件那样相近,假设今天的中国是十个当年的日本不会是大错。

日本的经济开始起飞大约是一九五年。

他们当时的科技基础胜于一九八的中国。

但时移势易,这些年世界的科技上升速度破了人类的纪录,中国可以租之,或买之,或学之,或偷之,而今天一种中国发明的办法是公而司之(见下文)。

一九五七年我替父亲的公司到日本大阪作工业查考,记忆所及,认为他们当时的形势高于一九九的苏浙,但远不及今天的中国。

前车可鉴免蹈覆辙 延长经济攀升时日 两年多前,我大略地这里加,那里减,在好几方面作了大略的调整,认为日本红极一时的八十年代初期的形势,中国大约会在十八年后追上。

这是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震撼如果可以达到日本在八十年代初期的局面,时间大约是二二年。

但那是十个日本,就是打个五折也不容易想象了。

但日本的经济政策出了大错,其震撼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下降了。

前车可鉴,原则上大错的政策中国可以避免。

贝加对中国长远前景的怀疑,一个重点是不断上升的,早晚会掉下来—这似乎是个历史规律。

他举出战后的德国及日本的例子,二者曾经像中国今天那样,出现经济奇迹,但到了八九十年代就黯然失色了。

凡升必降可能没有错,但历史的经验是可能繁盛三几百年,也可以像德国与日本那样,风生水起只得三几十年。

中国要争取的不是永远只升不降,而是要尽量延长继续攀升的时日。

这是要懂得避免重蹈他人的覆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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