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大疏散 2020-03-03 18:21 -->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199839991 关注 --> 张五常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日 一九四三年进入柳州的中正附小，不是按孩子的年岁与学历来议定班级，而是哪一级有位就放进哪一级。
没有入学试那回事。
我和伦哥一起进入该校的小四。
没有固定的老师，因为大家都在逃难。
小同学们也一样，只是死去的多。
我曾经写过一个变得黄、肿的女孩子，问我她是不是快要死，我说是。
她再问她做错了什么事，我无法回答。
这经历解释了为什么长大后，在回忆中，除了三岁时在香港山头认识的吴惠玲，我数不出儿时有其他的小友朋。
大概是一九四四年初，母亲把我从柳州送到桂林位于山麓下的真光中学的附小，读小六。
那时我八岁。
五姊秀桃、伦哥与妹妹秀芳则留在柳州跟母亲在一起。
两个原因母亲这样选择。
其一是我有三个姊姊在广西桂林医学院。
其二是真光是名校。
应该源自广州，逃难到桂林，二战后转到香港成为那里有名的真光女子中学。
又是哪级有位就进入哪级。
我依稀记得是小六，那时我八岁。
寄宿，三位姊姊总有一两位每星期来看我一次。
食有定时，腿上腐烂的频密度是下降了。
当年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日本仔对桂林那么有兴趣，频频轰炸。
今天看资料，才知道他们要打通到越南的路，方便输送物资。
真是发神经，他们就是要到处打。
史书有载的桂林大疏散开始了。
我那三位在桂林医学院的姊姊先走，其中二姊秀英转到贵州的贵阳医学院继续她的学业，二战后成为医生，今天九十八岁，还健在。
其他两位去了哪里我不知道，只是后来在桂平见到她们。
她们比我先离开桂林，别时到真光找我，叫我千万不要乱跑，说不久后有一位我认识的名为“林哥”的会来带我到柳州会母亲。
呆在真光，同学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少，林哥始终没有出现。
一天我早上起来，整个校园一个人也没有。
我知道不能坐以待毙，到校中的厨房容易地找到东西吃，然后步行到不是很远的火车站，碰碰运气。
沿路一个人也见不到，但到了火车站却见人山人海。
是最后的一班火车。
听说是向柳州那方行。
今天查资料，确实是有那么的一班车。
那是一九四四年九月十四日。
是难忘的景象。
我走进人堆，见到一个女人苦苦地哀求一个男人带她 走。
我年小，没有谁注意，就爬上已经坐满了人的火车顶上。
到柳州用了好几个小时，但只停了一会，下车的只我一个。
火车继续前行了。
原来柳州也在摆空城计。
容易地找到位于沙街的家，进门见到母亲，她只是坐着，流下泪来。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坚强的母亲流泪。
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说伦哥与秀芳妹都在生病，而自己不够钱再走。
但她又说，屋后的小房子还养着一头猪，大的，不知还有没有人要买猪肉。
我二话不说，从厨房找到一把菜刀，到屋后把猪宰了。
前文写过一个三岁的小孩子，懂得在深夜偷米煮饭吃。
杀猪时我八岁又九个多月了。
母亲和五姊把猪劏开两半，在街上找到一辆木板车，有两个轮子的，连我在内，三个人把猪推到在江边的市场去，希望有顾客。
到处空无一人，江边的市场也如是。
天气酷热，苍蝇布满猪身，见蝇不见肉。
坚强的母亲又再流泪了！
正彷徨无计，却见江上有近百艘渔艇涌到该市场购买粮食，显然也是为了逃难之需。
他们见到只有我们一家，只卖猪肉，当然要抢购。
母亲卖得好价，不到半个小时整头猪卖光了。
母亲果断，跟其中一艘渔艇议价，回家收拾一下，一家五口立刻走。
母亲的目的地是哪里呢？
是平南。
母亲要先找的是一位我们孩子要叫“吕舅”的人。
要到平南，从柳州水路南下，只可以到桂平，那太平天国洪秀全起义的地方。
从柳州起步，我们租的小渔艇只走一小程，跟着换可坐数十人的大船，继续水路走。
是在转换大船的过程中，母亲对我说的一些话，后来影响了西方整个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
大船要雇用十多个纤夫，在岸上用绳子拉着船行，也有一个拿着鞭子的人监管他们要用力拉。
母亲有参与雇用这些苦力的议价。
船行后，母亲对我说：“阿常，你猜得中吗？
那个拿着鞭子的人是那些要被鞭的纤夫联手聘用的！
” 一九六九年，在西雅图，我把这个纤夫与鞭子监管的故事告诉了来自多伦多大学的 John McManus 。
此君把该例写进一篇文章内，提到例子源于我。
跟着 W. Meckling 与 M. Jensen 发表了一篇大名文章，提到该例，再跟着一位澳洲教授又再提，竟然把我的名字放在文章的标题上。
一九七二年，阿尔钦与德姆塞茨在《美国经济学报》发表了那篇后来被引用最多的文章，以卸责（ shirking ）为主题，也是源于这纤夫卸责会受鞭的思维。
在注脚中他们提到我。
但究竟那持鞭者是否由纤夫雇用，则有待考证。
我说过了，母亲是我平生遇到过的最聪明的人。
这里要说的是她喜欢编造故事给我听。
船到桂平就要转到地上走。
到了桂平，可喜的是见到第三与第四这两个姊姊。
第二的去了贵阳，三、四出现，母亲带着五、八、九、十一，子女共七人，全部活着。
记得在桂平，是一九四四年的十月中左右，参访一间学校，遇到他们有校庆之会，有表演的。
知道我们来自香港，校长要求我们上台表演一个节目。
怎么办呢？
第三的姊姊想出一个主意：我们不懂得唱，要唱他们听不懂的。
母亲不唱，不是圣诞，我们六人唱一首英文圣诞歌： Hark! The HeraldAngels Sing 。
这里执笔回顾，历历若前日事。
（《童年的回忆》之五）